“未来10年，中国将会有一到两家汽车企业步入世界车企前六。”3月21日，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76岁的罗兰·贝格现身清华大学，并发表上述观点。

       罗兰·贝格公司1967年成立于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与国内多家汽车企业有深度合作。

       罗兰·贝格表示：“上世纪80年代，我们认为日本人会横扫汽车产业，德国的汽车都被日本人收入囊下。之后，我们开始学习日本那一套优化生产的做法，学习怎么去设计出让人欣赏悦目的汽车，并再次和日本车展开竞争。现在，现代起亚都起来了，在全世界排得很前。我们当年取笑过60年代的日本汽车，现在还有谁笑呢?我们5年前曾经嘲笑中国的汽车，但是10年以后至少会有一到两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起码排在前六七名。”

       对于罗兰·贝格的预测，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提出：名次的变化可能会发生，但中德制造企业之间的差距是否会长期存在?德国人是否会永远会是第一名?罗兰·贝格回应：“当然不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汽车一战以后是劳斯莱斯、捷豹这些品牌。德国人善于学习，最后超过甚至打败了英国车，难道中国人不能超越人家，不能打败人家。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30年前的汽车制造业和今天相比很不一样，难道中国汽车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现在是汽车传动制造时代。今后肯定会有变化，所以就中国和德国来说，我们在新汽车时代都是刚刚站在起跑线上。”

       此外，罗兰·贝格认为，中国的工人很了不起。中国的历史渊源比德国的历史更悠久，难道中国人在技术进展方面就不能够走得更快?这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只要愿意做一件事情，他就能够做好。

       他同时强调，德国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例如建筑、能源、汽车等这些行业，德国制造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几乎是最高的。其它的国家，也只有中国这比例比较高。实业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有了制造业才能够带动创新，带动直接的投资，并且能够带来高附加值的工作，高薪的工作，吸引更多的人才，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德国汽车是怎样“炼”成的

       3月21当天，罗兰·贝格来京参加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德国模式与中国经济”论坛，期间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连玉如、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德国王者咨询公司总经理daniel ten brinke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等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畅谈德国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

       汽车产业作为德国传统工业的代表，在会上成为的热点话题。罗兰·贝格对中国车企的大胆预测，引起在场专家热烈讨论，而他对德国工业、德国汽车为何强大的反思与总结则发人深省。在场的一位业内人士说：“老头子说中国汽车会进前六，难免有恭维的成分。言谈间，更让他骄傲的是德国汽车、德国工业傲人的独特优势，这些或许才是更该被我们注意的。”

       德国汽车是怎样“炼”成的?什么是“德国模式”?论坛现场，罗兰·贝格提出了自己的4条总结：职业教育、经济体制、遗产税和重视环保与工业协调发展。这4把“钥匙”哪些值得被中国关注?哪些又可以被中国汽车借鉴?

       　■“职业教育为德国提供了世界最好的技术工人”

       罗兰·贝格：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德国的学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你不能只看德国的基础学校，也不要只看德国的大学教育，你要看整个德国总体的教育。你会发现，它整个教学体系当中所包含的职业教育，事实上为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高质量的生产力，以及劳动力。

       在德国，每一名学生都必须要经过三年的学徒训练，必须要在工厂或其他任何产业实践基地进行三年学徒计划。这样可以帮助年轻人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能够迅速就业。德国这种双轨制的教育体系是从1880年开始，当然这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这个架构，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工业发展成功的关键。

       李稻葵：德国经济体制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政府大力扶持下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是德国成功的一个重要支柱。究其原因第一是稳定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双轨制教育体制，的确是非常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从小学毕业学生就开始分流，一部分学生进入职业教育的轨道，当然这个体制可能需要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也许这个分流太早，有一部分本来可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过早的进入了职业教育的轨道。

       王一鸣：德国的工业技术发达，首先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所以，我们也需要投资于人。

       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精英教育，培养高级人才，例如清华、北大的高材生。但我们国家目前教育最大的缺陷就是职业技术教育。现在，制造业一线工人需要更高的专业技能，这是需要向德国学习的。刚才罗兰·贝格先生介绍了德国的职业基础教育，当三年学徒。大家看到德国的制造品工艺非常好。同样是德国的汽车零部件，在德国制造和在中国组装的产品质量差别，这说明两国间工人专业技能存在差异。所以，怎么样大规模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需要向德国学习的地方。

       daniel ten brinke：说到职业教育，如果政府和企业打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话，它自然能发展起来。例如德国的制造型企业，他们也有不少在中国有投资，而且他们在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在德国本土生产的质量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工人只要能够获得相应的培训，完全可以跟德国工人相提并论，一样的优秀。

       李稻葵：你们有没有计算过一个15岁的年轻人，如果走职业发展道路，最终成为高级的技工，他一辈子获得的收入和他走学术的白领道路一辈子总收入差距是多少?

       罗兰·贝格：和那些白领、教授、医生比起来，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肯定是有的。德国人其实也在讨论这一问题。当然在德国，即使一个年轻人已经进入职业教育学校，今后仍然有机会到大学读书。在德国，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是有很好的透明度和连接性。

       李稻葵：在中国，教育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选择进入大学学习，职业教育是最后的选择。相比之下，在德国这样的竞争好像没有那么激烈，从小学开始就分流了，孩子们的选择比较自然，竞争没有那么激烈，这是为什么?

       罗兰·贝格：我们德国人不是把钱作为一切事务的衡量标准，很多时候有别的因素。其实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他同样能有不错的收入，生活水平、社会地位也会很高。但是在德国还有一种现象，就工人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比例较小。德国的教育体系也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我们也需要花时间去改变。

       黄燎宇：德国双轨教育我们中国很重视。我不是搞教育的，但是我知道在中国一直很难推行职业教育。原因很简单，这是传统文化差异造成的。德国的中学分三种，很复杂，也有等级。许多人说德国人没有阶层观，恰恰相反，真正没阶层观的是中国人。在中国，人人都想往上走，相反德国人很本分。

       连玉如：谈到德国模式，中国对德国的学习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在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我们国内已经有一个全国性的德国问题研究会。在1984年甚至专门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有过非常全面系统的介绍了解和学习。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经济突然倾向英美国家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学习的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德国比较值得借鉴的是，它不赶时髦，不跟风，坚守自己的理念。

       　　■德国经济体制成就“百年老店”

       罗兰·贝格：德国制造业的成功意味着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成功的。德国人很讲究共识，尤其是在雇主和工会，雇主和员工之间，我们有一种四方决策的模式，这在全世界很少见。

       得益于这种社会共识，德国劳动力成本10年来增长很缓慢，而其他国家劳动力成本增长了25%~30%，这意味着德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竞争力非常强，我们的产品价格很有竞争力。

       当然有人会问，如果德国劳动力成本出现了问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模式有自我改革的能力。比如现有德国的福利制度已经大刀阔斧的在改革，德国极大地改革了劳动力市场，从而增加它的灵活性。

       福利改革就意味着德国人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了，比如推迟了领养老金的年龄，以及降低了养老金的水平。此外，德国也进行了税制改革，通过税制的改革，使企业税和直接税下降，与此同时间接税有一点上升。我们还进行了医改，把劳动力成本和医疗成本分割开，以往，人们会认为卫生费用、医疗费用成本雇主负担50%，这样医疗成本就成为了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这其实会降低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我们在1999年就开始进行了改革，2005年已经改革成功。

       李稻葵：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德国经济体制的另一大特点，在汽车产业这种实体经济发展领域，职工可以有序的参与企业决策，比如2万员工以上的企业必须要有20人的监事会，而监事会成员里职工占有的席位必须达到10人，其中3人必须是工会的会员，通过这种监事会机制把职工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有机结合在一起，让职工真正的以企业为家，参与企业的管理。

       总结起来，德国的工会体制对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启示有两条：第一，合理协调劳资关系，让职工有序参与到公司管理中，尤其要避免恶性劳资冲突事件，产生一个有机的机制，让职工能够跟企业的老板、高层管理人员平等合作、合理协商。

       第二，政府对企业用工提供保险。一般的政府做法是当工人失业以后提供失业保险，德国不一样，德国是对用工提供保险，比如说2009年以来德国的很多企业经营短期出现下滑，企业将工人原本一周五天的工作日减到三天，工资只付三天，工人失去的另外两天工资60%由政府提供，一旦经济转好，工作时间从三天回到五天，这样减少劳动力市场上过多的摩擦。

       当然，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希望罗兰·贝格先生可以回答，德国经济如日中天，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已经凸现出来，是不是可以理解德国出口的不仅是宝马车、奔驰车，其实还是一种思想，一种德国特有的经济体制?

       罗兰·贝格：所谓的德国特有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指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模式首先是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提出来的理论。在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要想在世界经济体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德国必须克服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克服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克服纳粹政权统治时期带来的影响。

       为此，我们找到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能够使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的凝聚力，我们在“二战”之后认为，市场经济应该受到约束，其中最大的约束就是我们的宪法，宪法规定私人财产应该承担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德国的私人财产定义跟英美法是不一样的。

       德国经济学家认为，最终市场经济的效应应该是整个社会财产的分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建立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俾斯麦社会福利体系，它拥有强有力的历史背景。德国的社会福利体制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会牺牲每一位老百姓的利益。

       总结起来，德国的经济模式有三个基础：一、德国的文化，德国人的天性对社会凝聚力跟社会团结的重视。二、德国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人们理解对资本主义市场应该加以控制。三、德国对于教育以及科技的无上的尊崇。

       德国的模式根植于这三大支柱，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的企业能成功，尤其是在传统制造行业。比方说宝马，保时捷等这些汽车制造企业，他们现在的产品外形很时髦、很时尚，但是产品的整个架构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很多基础架构甚至已经维持了至少五六十年以上。相对来说这些传统制造业的机械工程内部构造变化并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些德国传统企业，他们通过过去的成功经验求得发展空间，我相信这些企业还可以继续维持数百年。

       很多时候人们讨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有多么的神奇，其实这一经济模式成功的根本在于企业的延续，而这一特点来自于德国的福利国家的概念。

       　　■德国遗产税促使汽车家族企业基业长青

       李稻葵：基业长青，这样的名词，好像经济学同仁并不关注。但是在这里我想谈谈德国的家族企业。我们发现德国的经济实力之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有一大批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它们往往是家族控制，但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家族并不介入日常管理。比如说汉高公司，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化学公司，家族控制，不上市;做汽车零配件的博世公司，宝马、奔驰、大众幕后的英雄，也是百年老店。这种家族控制、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机制跟美国的家族企业完全不同，美国往往是乔布斯模式、比尔·盖茨模式，自己创业之后把企业卖了搞慈善。

       为什么德国的家族模式能够成功?第一，德国的大家族注重教育。在德国有好几百家私立学校建设在森林里，这些大家族对下一代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教育。

       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特有的遗产税体制。在德国，遗产税最高可以达到70%，但对于家族企业的传承，遗产税却是网开一面。如果一个企业家创办了一家企业，他要把这个企业传给子女，同时子女承诺十年之内继续经营，那么他的遗产税上交金额几乎是零，遗产税对于家族企业的传承、基业长青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总结起来，我认为德国家族模式对中国的启示是：第一，家族长期控制加上职业经理人管理，可以成就伟大的企业。我们脑子里往往想的是美国企业，第一代创业了，第二代不愿意干了，就把这个企业交给社会。德国模式给我们展现了家族企业如何长久发展的经验。

       第二，教育是传承的关键。教育孩子以企业为家，管理企业很辛苦。

       最后一点是遗产税设计。遗产税在我国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话题，不管中国的遗产税要不要有，将来一定要考虑这种家族企业的传承。

       综上而言，我认为我国应该呵护家族企业，不要片面认为家族企业是收入分配、财富分配不均的来源。家族企业如果能坚持经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罗兰·贝格：另外我还想提一点，我们所强调的社会团结、和谐，也体现在家族企业当中。比方说美国式的想法认为你是创业家，你一手打造的企业必须要能控制这个公司，然后可以上市，上市融资再巩固自己企业的基础。子女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相比美国而言，典型的德国家族企业，比如我们讲到的保时捷公司是代代相传。

       　　■节能减排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罗兰·贝格：环保技术在全世界范围都在倡导，真的想治理办法多得是，从美国、日本、德国或者其他国家都可以借鉴到相关的技术。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对于环境与经济的选择，也就是怎么对待财富的问题。你要知道，环境保护、节约能源是一种公共的财富，环境是我们公共的产品，它不是单单一个人的。就政治家来说，它应该在财富的分配、环境的保护分析上发挥主要的作用，要确保国家政策能够管住企业的行为，如果企业乱排污、乱排放的话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政府要负责把污染消除掉，所以我觉得环保不是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王一鸣：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应该说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速在明显放缓，原有的一些增长动力也在减弱。比如依靠比较高的储蓄率，资本的大规模投入，这种通过产能的扩张然后进入国际市场，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的收缩，增速的放缓，国内经济放缓，产能过剩凸现，例如当前的汽车、房地产等产业。

       另外，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在我国也在逐步强化。去年12月的雾霾天气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十分强烈，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很多老百姓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清洁的空气要那么高的gdp干什么呢?中国处在一个需要变革的前夕，德国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我们经常思考德国工资那么高，它的制造业为什么还有竞争力?根本原因是更高的生产力。中国要延续经济增长，要继续往前走，必须从这方面有所突破。就是要从原来的加工组装、加工贸易转向一种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这是中国必须跨过去的重要一步。

       罗兰·贝格：还有一个原因，德国人也是非常致力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我们德国人非常尊重自然资源，敬畏大自然，例如世界上的绿党就是在德国诞生的。在德国，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这些观念深入人心，而且政党也都是对此深信不疑。

       可以说德国社会对走绿色发展道路早有共识，比如德国现在已经在逐渐淘汰放弃核电，当然这是不是聪明的举措，现在判断为时过早，但是这说明德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逐渐放弃核电，转为更多的依赖可再生能源。